从卫龙尔的趣闻引发起对稷山文案的再思考

  说起稷山县坞堆村的卫龙尔,在上个世纪初的山西晋南一带,乃是晋、陕、豫等省人所共知。卫龙尔饱读诗书,才华横溢,早就考中举人,但仕途坎坷,科场失意,晚年时无意功名,远离官场,靠给别人写呈子、教学和当礼宾先生谋生,因而留下许多经典故事,至今还在耆老口中传颂不绝。

稷山

  故事之一:有一次,本县一农人,赶着马车下陡坡,车刹失灵,狂奔而下,不慎碾死了当地人的一条狗。狗的主人因此告到县衙向赶车人索赔,打算趁机狠狠敲诈一笔钱财。赶车人慕名找到卫龙尔,求他帮忙。卫龙尔一听,当下大笔一挥写道:“坡如山陡,车如雷吼,既是活狗,为何不走?死狗,死狗!”这呈子送到县衙,县太爷看罢,略一思索:“对,是只死狗。”当即判那死了狗的主人是以死狗讹人,令他马上放走赶车人,否则重打四十大板。

  故事之二:有一次,坞堆村王某的羊吃了薛某地里的麦苗,薛某要告官索赔,求卫龙尔写呈子。卫龙尔漫不经心地帮他写好。不料王某也来找卫龙尔写呈子。卫龙尔哈哈一笑,就答应他的要求。这两份呈子同时送到县衙。县太爷看薛某的呈子是:“十冬腊月,地虚如雪,他的羊向前刨刨,往后蹬蹬,嘴利如镢,拔根拽叶,来年哪有好麦(方言音mie)?”县太爷看罢连连点头称:“有理有理。”再看王某的呈子是:“十冬腊月,地冻如铁,我的羊既没带锨,又没带镢,嘴巧如镊,掠个虚叶,来年还是好麦。”县太爷看罢竖起大拇指道:“很对很对。”二份呈子让县太爷认为都是字清理明,无可挑剔,于是拍案审判:原、被告均胜诉,退堂。

  人们在讲述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时,无不钦佩卫龙尔才思敏捷,机智过人。我认为,当时那个没留下姓名的县太爷,同样值得钦佩。在万恶的旧社会,据说天下衙门朝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,但稷山县当时那位县太爷,居然能据实裁决,处事公道,实在难能可贵。如果当时的县太爷,象如今司法机关一些人那样,索礼索贿,蛮不讲理,那卫龙尔的呈子再有法有据,天衣无缝,也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

  卫龙尔所处的那个年代,距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,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去的县衙门,县太爷亲自办案,衙役仅若干。如今的县太爷无需亲自办案,他领导着庞大的司法机关,如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等。还有法律监督的人大,民主监督的政协,党内的纪检委。至于法律法规的条文,更是多如牛毛,连专业法律工作者都说不准有多少。虽然机构多,人数多,但执法水平和社会效果却不敢恭维,其信誉度近年来已降至零点,甚至远远不如一个世纪前的县太爷。为证明此论不谬,我把稷山文案剥茧抽丝,召示天下,看他们是如何披着“法制”的金缕玉衣,却干着滥用公权,玩弄法律的勾当。

  2006年4月间,稷山县农机局长薛志敬等三干部,根据县委书记李润山的一些腐败问题,整理了一份《众口责问李润山》的材料,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、市长和当地一些部门负责人共计37份。李润山获知后,象他老母被强奸了一般恼羞成怒。自古以来,官员实施打击报复多是借机找茬,但李润山则是直截了当,不仅对举报他的问题不认帐,反而倒打一耙。他亲自向公安局报案,并授意县委办公室也向公安局报案。两份报案材料一副面孔,认为这份举报材料是“恶意诽谤的犯罪行为”,要求“从重从快严厉打击”。

  县公安局接旨后,闻风而动雷厉风行。县委和县委书记都把这封举报信定性为诽谤,谁去核查举报内容是否属实?谁敢提出一丝质题?公安局顿时如临大敌般地由局长亲自挂帅,分管刑事的副局长具体负责,动用重案中队,急三火四地查找举报人。尽管薛志敬等人象当年重庆地下党办《挺进报》一样,小心谨慎,并采取防范措施,如匿名举报、文章全是打印复印不用手写、打印邮寄均选在外地等。应该说,一封举报信策划地如此周密,象稷山这个偏僻的小县城,公安也没什么特殊的侦破手段,要查找举报人相当不容易。卫龙尔家乡坞堆村的一个人命案,公安局已经10年时间破不了案。但这封举报信,公安局居然神奇地不到10天就将三名举报人抓捕归案。个中原因,谁都明白,这是李润山的案子。如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受到诽谤,需要查找诽谤人,恐怕你给公安局磕头喊爷都没人理睐。

  案子到了检察院,让检察官们费尽了心机。因为《众口责问李润山》所举报的事实都存在,并没有无中生有、凭空捏造。倒退一万步,即使属于诽谤,按照《刑法》规定,也是自诉案件。但检察官们为了迎合李润山的意图,发挥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,在2500多字的材料中,找出46个字的“不实”之词,并毫无依据地扣上了一顶吓人的帽子,即“严重影响了稷山县当时的社会秩序,给李润山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声誉造成严重损害。”这样一来就符合了公诉的条件,真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据了解,检察院的起诉科长是军人出身,在部队养成的服从命令的习惯,运用到了检察工作中。只要领导有令,有条件要执行,没有条件钻法律空子也要执行。

  法院裁定对错,判决是非,应以法律为依据,但稷山的法院却是一切围绕书记转,书记说咋干就咋干。该案先后经两次开庭审理,分别判处三干部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三年。令人费解的是:薛志敬曾畏罪潜逃,而且庭审时拒不认罪,法院判定为主犯,其他两人因认错态度好,法院判定为从犯,但在量刑上却“一锅烩”,统统都是判一缓三。我国《刑法》规定,对从犯,应当比照主犯从轻、减轻或者免予处罚。这就是说,两位从犯应当比主犯的刑期要轻,然而法院量刑上却主次不分。这个判决让薛志敬都感到莫名其妙。后来他才得知,原来他的小舅子曾为李润山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帮了许多忙,李润山才对他法外开恩、手下留情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不惜牺牲党纪国法报私情,足见这个县委书记随心所欲,胆大如天。鉴于这种情况,许多人建议,应把稷山县法院改名为李润山法院,别再挂羊头卖狗肉。

  县纪检委也是县委书记的保镖、打手,县委书记想收拾谁,他们就收拾谁。就因为三干部招惹了李润山,县纪委专门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稷山干部教育警示大会,让公安干警把两名从犯押向会场,戴上手铐作检查。李润山慷慨激昂地讲了半个小时,其潜台词都明白,今后谁再跟我作对,就是这个下场。大会同时宣布,将两名从犯开除党籍,撤消职务。然而对主犯薛志敬,纪检委好象忘记了,迄今8年时间,什么处分都没有。按常理讲,从犯犯罪情节要比主犯轻,处理相应比主犯也轻,但县纪委缘何轻重颠倒?说穿了,他们依据的不是党规党法,而是李润山的家法。难怪县纪检机关的人自嘲道:“我们是县委一条狗,整天守在大门口,书记让咬谁就咬谁,书记说几就几口。”

  县人大放弃监督,与作恶的公权配合默契。三位举报人中有一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,县公安局未经人大“许可”,就在凌晨两点将其拘禁,显然违反了《代表法》的有关规定。但县人大不仅不敢问责,反而在第二天专门召开会议补办“许可”手续。作为本县最高权力机关,连自己的委员都保护不了,这么窝囊的人大,人民养他何用?紧接着还出了个大洋相,就在稷山文案遭到了万民声讨的时候,县人大大张旗鼓地授予李润山人民公仆的称号。人民公仆还要授予?不授予就不是人民公仆?这个荒唐的馊主意纯粹是为李润山涂脂抹粉,封堵公众舆论之口。难怪经媒体披露后,人们都把它当作笑料,至今传播不休。人大常委会成员均是年纪一大把了,为什么要给同级党委书记舔菊?其动机没人能猜透。

  县政协 为李润山排忧解难,立了汗马功劳。当初稷山文案的内幕被媒体高调曝光,薛志敬等三干部四处击鼓鸣冤,李润山成为惊弓之鸟,惶惶不可终日,这时由政协 奉命摆平了薛志敬。其具体手段有三:一是违背国家逢进必考的规定,让薛志敬高中毕业的儿子,工作安排到农机局,为掩人耳目,从未上过班,但工资分文不少。二是薛志敬任局长期间的一些经济问题,在纪检委已查清的情况下,不再追究。三是先后付给薛志敬80多万元,作为损失费和经济补偿。从此薛志敬被招安,不再上访申诉。这样以来,李润山顺利官高一品,薛志敬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钱,二人互利双赢。至于钱从何来?由谁买的单?不得而知。这些手段同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黑社会的手段如同一辙,无不让人难以置信。

  我们的主流媒体,历来是鼓励人民大胆监督、举报。但稷山县委书记指挥公检法等部门,创造性地从举报材料中寻章摘句,断章取义,罗织罪名,无限上纲,然后让人判刑入狱。这样下去,今后谁还敢举报?谁能保证举报的事实能百分之百地准确?照此标准,全国还有多少人会被送进监狱,这个数字没法统计,但可以肯定的是,即使监狱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一百倍,恐怕也装不下。过去,连汉朝皇帝汉文帝都强烈谴责官员枉法追诉,一再强调“慎用刑”,对错判案件的受害者说:“朕甚怜之。”但如今,号称三个代表的官员们,却是徇私枉法,大行其道,等同儿戏。如果权力有制约,有监督、有制衡,怎么能有如此严重的咄咄怪事呢?

  还有一些媒体,经常是喋喋不休地指责陈水扁七不好八不对。但我认为,阿扁起码有一点比我们强的多。在面对老百姓的不同意见时,他不会、也没有权力对老百姓狂吠甚至关进牢房。尽管我们面对的是层层封锁的消息,但透过重重迷雾,仍可看到阿扁是怎么对待反对他的人,尤其是反对他的老百姓。就凭这一点,许多人整天叫嚣着什么要解放台湾,我就不以为然。什么叫解放台湾?究竟是谁更需要解放?当然,我并不是也不敢反对两岸的统一。但在目前这种基层官员肆无忌惮作恶的前提下,我看攻台还是缓一缓为宜,否则攻下来又怎么样?让李润山之类的王八蛋官员管理台湾,即使不把台湾搞挎,起码也能把台湾的民众管疯了不可。

  稷山文案的是非曲直,已经是楚河汉界一清二楚,其恶劣影响,更是名扬四海、世人皆知。但运城市委历任张茂才、高卫东、白云等几任书记都好象不知道有这回事,既不调查处理,也未发表片言只语。类似的案件,在全国近年来还有重庆的彭水诗案,河南的孟洲书案,海南的儋洲歌案,山东的高唐网案、辽宁的西丰短信诽谤案等,均已得到解决,唯有山西稷山文案,长达8年无说法。或许在这些官员看来,这类案件已经司空惯见;在公检法的执法人员看来,更是习已为常。但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讲,知道稷山文案的真相后,无不惊讶万分,甚至头根发麻,脊背发凉。因为他们根本想不到,如今的县委书记无法无天,不如一个世纪前的县太爷;如今的公检法维权不维法,整个工作说白了就是为腐败官员保驾护航。稷山文案已经引起社会的极大不满,官员们都摆出互相勾结如一人,试看民众谁能敌的架式,莫非这个社会是头上长疮,脚底流脓——烂透了。

  面对腐财官员的种种倒行逆施,人民群众看在眼里,记在心头。许多人都在互相探询,还有什么好办法?我的答复是:办法只有一个字,就是等。等到更多的人觉醒的时候,等到苛政让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,等到 的一系列“金句”付诸实践的时候,公平正义的春天就会到来。这一天我们一定要等到,一定能等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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